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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猎头之我国金融业开放的发展方向

发布时间:2017-11-01



 

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便开始了金融对外开放的历程,至今为止已有近40年的时间。在这四十年里,金融开放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总结来看,1978-1993年,金融开放处于初始阶段,几乎所有的金融开放政策均围绕“经济建设”这样一个中心展开,无论是金融业的开放、人民币汇率的改革,跨境资本的流动等无一不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外汇储备扩大对外开放为目的。至于金融开放的另一层要义—金融市场的开放,在这个时段则基本处于零的阶段,毕竟中国金融市场直到90年代初才开始慢慢得以建立(深交所与上交所在1990年设立,银行间债券市场更是到1997年才得以建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有些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走出国门,利用海外市场发债或发行股票来融资(比如1982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日本东京发行日元私募债)。如果将金融开放理解为中国金融与国际金融的接轨交合,那么这些事件应该也算是当时国内金融开放的一大进步。

1994-2001成长的童年期。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后的十五年间,中国金融开放处于嗷嗷待哺的婴儿阶段。那么1994年至2001的时段,就是中国金融走向世界前的儿童期,这个阶段就如同孩子在接触外界社会,开始上学前,一直在父母身边成长的阶段。1994年,汇率改革如期而至。这次的汇率改革对未来十几年中国的货币政策、金融市场与汇率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个时期金融业与金融市场的开放需要在谨慎中匍匐前进,采取循序渐进由点到面的顺序和策略展开。2001年底,国内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已经达到了177家,较1993年底,增加了100家,年均增长13家;总资产达到了450亿,在8年的时间里,年均复合增长率22%。这一时期中国保险业已经开始着手引进海外投资者与海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要快于银行业。这中间的时间差距与银行业在实体与金融间担任着重要角色,是国内金融的中枢核心重点、对外来风险的防范要求更高以及国内银行业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2-至今 走向世界的青年期。到了2016年底,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数量已经达到了1031家,其中独资银行37家,外国银行的分行与支行145家,总资产达到2.93万亿,占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例为1.29%

另一方面政府也在加快推进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要将当时占了银行资产50%的四大国有独资行改制成为多元化股权的商业银行,自负盈亏,同时继续新增股份制银行、改革农村信用社,建设城商行与农商行等。

在这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手段与对外开放密切相关。一个是引入海外的战略投资者参股,借由拥有管理先进经验与技术的外资行来加强银行业的竞争力,比如兴业银行在2004年引入恒生银行、新加坡政府直接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共持股25%。另一个是走出国门,在海外上市融资,比如建设银行在2006年在港交所成功上市。

后期(2006年后),当银行业改革进程大大向前推进后,引入外资银行参股、合资或允许外资设立独资银行与走出国门结合(有所不同的是,有银行开始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成为了国内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

到了2016年底,已经有22家中资银行在海外6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353家分支机构,其中一级分支机构达到了229家。再看保险业。它与银行业的开放思路基本一致,在遵守入世承诺(见图表10),放开外资企业设立形式、经营地域、营业许可证发放等方面限制的同时,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参股或合资成立保险公司(比如中法人寿保险,由中邮与法国人寿各出资50%合资成立),并积极“走出国门”,在海外上市融资,开设分支机构。到了2016年底,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了57家外资保险机构,同时也有12家中资保险公司在境外设立了38家保险类营业机构。

最后看证券业。在进入WTO组织后,证券业的开放速度在世贸组织的要求下也在加快。在进入世贸组织前,证券业的开放主要是一些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立代表处,比如野村证券。在华设立分支机构,进行盈利性的活动偏少,仅有一家由摩根斯坦利与建设银行合资成立的券商—中金公司。总体而言,由于受到牌照少以及难以实现控股这两个因素的制约,外资机构参与国内证券业的积极性并不高。截止2016年,国内合资券商的数量仅剩7家,业务经营水平在行业内均处于中下游的水平,一些外资机构股权已经陆陆续续退出。证券业的对外开放依然任重而道远。

2005年央行决定废除盯住单一美元的汇率制度,改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升值压力得以释放,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从而为后续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与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汇改两年后(2007年),QFII已经提高到了100亿美元,而金融开放也迎来了新的阶段,“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成重点战略。

国内开始推行QDII制度,允许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外的金融市场,设计上借鉴了QFII,限制额度,有序放开。我们前面所说的几个金融行业的开放模式,在这个时点,其实也基本以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为主。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在也在逐渐提高。

2011年,为进一步加快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政府顺势在原来QFII的基础上,推出了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即允许境外机构投资人将额度内的外汇结汇投资于境内的市场),2014年,又在QDII的基础上推出RQDII(人民币合格境内投资者,即用境内人民币投资于境外人民币计价资本市场)。同年,连接港交所与上海交易所的沪港通开通,境内境外市场得以联通,跨境交易有了更多的选择。

在股票市场完成境内外联通与开放后,债券与外汇市场也紧随其后。在人民币811汇改以及成为SDR一篮子货币后,债券市场与外汇市场先后向境外央行、国际金融组织与境外私人投资机构开放,且额度不受限制,央行也发布多项文件,为境外机构参与银行间债券于外汇市场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引,便于其参与其中交易。2017年,“债券通”推出,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北向通”来投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市场迎来了进一步的开放。

那么,我国金融开放该走向何方?

走过了近40年,从1个银行代表处发展到1031家外资行分支机构,从官方指定的双轨汇率制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从零开始的资本市场到外资机构债券托管量超万亿、A股第三大机构投资者,从跨境资本流动完全封闭到资本项目开放超过30个项目。中国金融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金融开放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金融业的开放上,外资行与外资券商的持股比例存在限制(20%49%),外资券商与寿险公司无法在国内设立独资公司,合资券商牌照把控严格等问题仍然阻碍着海外金融机构在国内的发展。

外资行资产占国内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在过去5年时间里,也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绝对值仅为1.29%,而OECD、金砖四国在2009年的比例就已经达到了12%15.5%,世界平均水平更是达到了13%

再比如,金融市场开放上,深度较其他发达国家也存在较大差距。国内债券市场中,境外金融机构虽然在量上已经超万亿的规模,但其占国内债券总托管量的比例不足2%,而美国仅国债一项在2017年二季度便由44%是被海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要解决这些问题,未来该怎么做?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的方向在哪?该如何安排?

从历史与前人发展的经验来看,金融对外开放是一个多项目的工程,金融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这四者缺一不可,在发展速度上四者可以有快慢之分,但整体方向需要是一致往前的。

金融市场与金融业的开放往往涉及到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密切关系,比如说外资行在华发放外币贷款,中国企业举借外债,或者境外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投资有价证券等等,都与资本境内境外流动有关。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与金融业的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就要往前走。

而当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往前走,跨境资本流动频繁化,规模大了以后,汇率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现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如果不进一步完善,实际币值过度偏离均衡值,投机资本就有可能借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便利,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进行价格套利,从而冲击国内的金融市场,使金融市场的开放进程受到影响。

泰国就是个例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泰国就已经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放松资本管制实现了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但泰铢却仍然保持着盯住美元的制度。最后在海外投机资本的攻击下,泰国国内出现了金融危机。当然金融危机背后的因素有很多,在根本原因上有不同的说法,但一个共识是:泰国固定汇率制度与其金融开放进程的不和谐是引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金融业与金融市场开放、放松资本管制、人民币汇率等方面都需要兼顾。

1)金融业要进一步放开持股比例、股东资质、设立形式以及牌照等限制。

我们不应该害怕竞争,竞争是好事,有竞争才能有进步。入世时,我们要将国内的制造业对外开放,制造业一样面对着海外的竞争,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并没有被外来企业击倒,反而变得更为强大,现在部分行业正往中高端制造转型。

当然金融业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是一个竞争性的服务业,不能完全借鉴制造业的经验。但一路走过来,我们能发现很多中国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服务的改善与外资金融机构都密切相关。比如银行理财,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外资金融机构利用“存款+期权”的交易结构所创造的结构性存款。

在当前国内金融机构市场化经营已经普及的情况下,各家金融机构都在一个竞争市场中经营,国内金融机构的实力也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不用过度担忧海外金融机构会喧宾夺主,国内金融机构无立足之地。

即使短期内外资金融机构由于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实力,较国内金融机构发展更好,但在这样一个透明化、信息化的时代下,各金融机构优秀的学习能力也会让这种差距持续地缩小,中长期来看,国内金融机构反而会在这种竞争中不断成长。

不过,在进一步放开持股比例等相关限制的同时,我们要做的是要把握好股东的资质筛选问题。韩国在21世纪初开始的第二次金融开放时,银行业也引入了海外的战略投资者,并且放开了控股限制,希望借此改善国内金融服务的质量,但所引入的股东主要是投资基金,他们并不想长期稳健经营,而是想短期内转卖获利,因此并没有达到意向中的效果。

这就给我们启示:外资持股比例可以进一步放开,但股东的筛选引进机制不能放松,仍要挑选稳健长期持有的海外战略投资者,避免重蹈韩国的覆辙,保持国内金融机构的稳定。

2)金融市场要进一步对外开放,资本账户也谨慎有序的放开。

现有的QFII制度已经证明,境外机构投资者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国内合格机构投资的培育、价值投资理念的普及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作用。虽然QFII制度的上限额度限制在2015年便已放开,但其毕竟是一个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跨境资本自由流动仍受限制下的暂时性选择。

作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大国,金融市场应当要与其匹配,我们看日本在80年代崛起时,其国内的金融市场开放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基本实现了完全对外开放,东京也成为了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

现在,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放开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的限制,加强境内境外市场联通,比如“沪新通”等,进一步畅通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另一方面,我们要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吸引力,渠道畅通后,如果国内市场对外资吸引力较低,那海外投资者一样不会进入中国。

比如债券市场,我们已经推出了“债券通”,同时也推出了香港国债期货来帮助境外投资者规避利率风险,这是相应的辅助措施。同时还有待改进的一点是,现在境外投资者在国内债券市场的持仓主要以利率债为主,信用债由于对中资评级机构缺乏足够的信赖等多方面原因,持仓比例并不高。如果要进一步发展直接融资,扩容债券市场,加快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给予外资机构相应的信用评级支持将是有利的措施。

3)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汇率的市场化程度

历史上,人民币曾经经历过三次重要的汇改:1994年并轨、2005年成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5年“811”。在这三次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都在显著加深,也为金融业开放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打开了空间。

站在现在来看,短期内汇率要成为“清洁”浮动汇率制度仍有难度,但可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宽幅波动。现在央行虽然已经基本实现了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外汇占款维持在0左右徘徊是一个侧面反映),但逆周期因子等工具仍在使用中,央行的干预手段仍会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一定的影响。

未来的方向应当是让市场决定汇率,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透明化,央行仅需在特殊时期进行干预。到那时,外汇占款可能会在零附近波动,对流动性的扰动会变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阿根廷在2015年底宣布放开资本管制,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后,其央行外汇资产变动情况可以看出。

最后还需注意一点的是,在每一个特定时期,金融开放都要结合当时的主要矛盾来看,与国内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比如改革开放初,金融开放要吸引外资的战略,入世后要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

现在从各大主要会议的精神来看,最重要的是金融服务实体,主要就是两点:一是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支持弱势企业与个人金融;二是金融严监管推进,减少资金过多在同业之间流转的行为。

因而在这个时期,加快金融开放,其战略目的就是要加强金融对实体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引入外资金融机构,利用他们在中小企业贷款、信用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优势来加大对中小企业与三农等群体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在国内企业对间接融资依赖度较高,融资结构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情况下,要引进外来资金,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摘选李奇霖、钟林楠 《金融开放的过去、现状与未来》